追随——民主党派为什么选择跟共产党走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为何自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需要从历史说起。本号特稿《追随——民主党派为什么选择跟共产党走》，以厚重翔实的历史剖析民主党派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因后果，纪念中国共产党99周年诞辰。历史表明，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民主党派，在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中逐步领悟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我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和长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团结合作，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取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

一、李宗仁曾对李济深、沈钧儒、陶行知等说：“蒋介石没有救国救民之心，共产党则有之”。

近代以后，面对民族兴衰、国家安危，许多仁人志士不懈探寻救亡图存之道，提出和实践各自政治主张，通过组建不同政党，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脱离了历史主题，消耗了进步力量，迷失了正确方向。

武昌起义（油画）

作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的300多个政党的存续，国民党在孙中山民主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催生了当年国民党的左翼派别，为日后民主党派积蓄了力量。但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后，国民党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盟，变成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形成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局面。

孙中山先生

从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算起，中国共产党虽比国民党晚成立16年，但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把握了时代趋势、历史走向与人心所向，逐步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与国民党相对立的政党。
民主党派的很多创始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许德珩等，经历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时代巨变，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立志匡扶社稷，投身民主革命。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经历和反省、焦灼和希望，为民主党派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主党派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逐步孕育、产生，有的从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政党和团体中分化出来，有的从国民党进步力量中产生，也有的在抗战期间酝酿筹组，还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他们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不同，不是议会中不同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
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因为历史机遇和阶级局限，在落后的中国处处有阻力、时时有压力。
由于帝国主义根本不想扶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独掌纷乱复杂的政治舞台，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并对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压迫，民主党派缺乏革命主张与魄力，没有能力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民主党派虽不乏“社会精英”，但缺乏高效的组织，只能形成一些基本由代表性人物组成、力量分散、人员较少的党派，从成立伊始就以温和的改良派政党出现。
由于民主党派不可能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为实现自身目标，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必然怀揣理想抱负和道德良知，去追随一个彼此认同、有能力和魄力并能够支持、团结、带领自己的政党前进。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阅兵，誓师北伐。

20世纪中叶的民主党派，是靠近共产党？还是靠近国民党？要生存、要发展，只能二选一。

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始终是民主党派不变的情怀和追求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与生俱来的进步性。正是这种进步性，民主党派怀救国救民之志，游历四方寻求治国的良方妙药，提出和实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等各种主张，并以进步的眼光逐步看清了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以进步的心态逐步领悟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基因决定的，是注定的历史安排。

二、宋庆龄抨击国民党“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这是多么荒谬! 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形势复杂、政治微妙，民主党派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地位，影响不小；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治走向，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且步调基本一致，力量不小。民主党派十分清楚，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着中国政治的走向。国共两党也十分明白，民主党派支持谁，谁就居于政治上优势。

抗战之初，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初步接触时，对彼此的道路、主张还有些对立和排斥，对对方的革命目标、路径还有不解与困惑，但致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共同的追求，对国民党的不满有相同的感受，这为日后合作做了心理铺垫。

民主党派不断探寻与共产党的契合点。民主党派建立之初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这同共产党以反帝、反封建为斗争纲领基本一致；民主党派曾推崇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两者在关于国家权力、人民权利等方面观点相近；民主党派为了救国救民，必须寻求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

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径和国乱家愁的惨状，强化了民主党派革命的信念；是爱国主义具有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外战战兢兢，对内刚决残酷。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同感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压力。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救国会赞扬“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重大的影响”。但国民党一刻也没停止过对红军的围剿，并且杀害了邓演达、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制造国民党内部分裂。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民主党派对国共两党做出公正评判：“只有最坚决抗日的，才能做中国的天然领袖。”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坚决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为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

陈铭枢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农工党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 280 余人发表宣言，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实质性共识。这种共识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源头。

遵义会议（油画）

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共产党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

1935年12月17日，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进一步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从1936年2月到8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主动改变国难当头两个政权的对立；毛泽东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 多人；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还建立“三三制”政权，顾及各党派、各阶级，通过协商民主协调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毛泽东在1937年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

梁漱溟

梁漱溟1938年1月访问延安期间，为毛泽东论述“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深深折服并从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成见，发表文章称“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皖南事变

民主党派深感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十年前国民党“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之前嫌和仇恨，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民主党派要生存和发展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产党结伴同行。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蒋介石没有料到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更没有料到民主党派会完全同情并站在共产党一边。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把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胡厥文

民建领导人胡厥文曾说过，“开始认识共产党，完全出于偶然”，1932年他去陕北考察期间，听到几位老百姓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的话，使他灵魂深处产生了从没有过的震撼。胡厥文说：“我这个人，秉性很倔，谁都别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三、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民主党派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选择了跟共产党走。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针对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能和腐化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人心。”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蹒跚寻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45年的旧政协会议制定的和平建国方案较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在政治上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确保私有制，实行经济民主、消灭贫富悬殊；在军事上军权属于国家；在外交上保障领土与主权完整、兼亲美苏。他们还欢欣鼓舞地公开宣布，只以实现民主为目的，决不进行争夺政权的行动。

闻一多先生

中国的问题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吁”就能解决，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让独裁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难逃。旧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广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进步教师；蒋介石于7月初又发布了《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部署对民主党派的更大迫害；10月8日，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被枪杀；10月27日，国民党以勾结“共匪”为由，蛮横无理地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予取缔。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李济深，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国民党一贯坚持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方针面前，在其加紧对民主党派迫害的严酷事实面前，在国共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政治现实面前，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不断靠近共产党而远离国民党。

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使民主党派的领袖们深刻反省：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任何对美国及蒋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无益于自己与人民。

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把握自己前途命运，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从旧民主主义的泥泞小路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

张澜

张澜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

四、何香凝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明确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民主党派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民主”思想。民主党派核心的政治诉求是民主，推动民主、争取和平是民主党派重要的政治实践。民盟的最高纲领是造就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建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中心的“民有、民治、民享”国家，民进的主要任务为“发扬民主精神，促进中国政治之实现”，九三学社的奋斗目标是“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其它民主党派政纲也都或以“实施民主政治”或以“实行民主建国”作为主要内容。

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摧残国统区民主力量、消灭异己,而且动辄以“异端邪说”为由迫害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对擅自组建的政党千方百计予以瓦解。

共产党从来就将民主党派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主张凡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都支持，凡是为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战斗的人都团结。坚持求同存异；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击退顽固势力；既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同他们搞好合作，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倡导民主联合政府，促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共产党真心帮助民主党派走出困境，推动帮助或直接指导建立组织，双方关系不断发展、拓宽和深化。

共产党着眼民主党派的革命潜能，着力寻找彼此认同的价值指向，使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表现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政治胸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政治原则基本达成一致的前提下，通过访谈、聚会、座谈、祝寿、以宣言和声明等互相声援、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互相配合以及在经济方面互相支援。在旧政协会议中，共产党与民盟留下了“主动让名额”和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两段佳话；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会有120次之多。在这种合作互动中，共产党彰显了领导力，赢得了真诚的朋友和不诲的诤言；民主党派显示了自身价值，获得了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的方向。

黄炎培

黄炎培在日记中曾写道：“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1936年，宋庆龄、沈钧儒、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9年，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经常接触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1年，以一部分共产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成立，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1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联合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外，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九三学社也是在共产党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得以成立的。

1946年4月，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时，何香凝明确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宋庆龄

宋庆龄说：“国民党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人民，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属于人民和人民在一起。”民主党派普遍萌生了对国民党的失望，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最可依赖的朋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景。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找到了追寻民主的共同交汇点，一道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为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他们中许多人与共产党人联系亲密，关键时刻发挥“扳道岔”作用；他们中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危难时刻起着“警世钟”影响。在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先后牺牲的烈士有90人，农工民主党也有100多人，新中国的诞生有他们的贡献，五星红旗上有他们的血迹。

1939年9月，民主党派以国民参政会为合法、公开的政治舞台，与共产党携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旨在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但国民党出尔反尔、无疾而终。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好转，但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溃烂。国民党政府为蒙蔽国际视听，缓和国内危机，再次打出“宪政”旗号，摆出“即行宪政”的骗局。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又联合发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遏制了国民党的反共独裁政策, 维护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为战后人民民主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从1946年到1947年5月，民主党派支持和参加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成为这个时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1945年7月，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颇有感触认为“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共产党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伪国大，拒绝投入国民党怀抱，稳稳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五一口号”。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通电，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

1948年5月5日，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当时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国何去何从仍处于决战阶段，这确是不容易的。民主党派的政治思想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终于汇流，这是民主党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48年12月，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8年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民主党派经过了17年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实质比较，走出了他们的困惑期，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以《共同纲领》为政治基础，一致宣布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治格局最终形成。这是民主党派一次脱胎换骨的飞跃。

1949年2月，前往解放区的部分民主人士在轮船上合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五、周恩来说：“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先后有几百个政党亮相，许多政党都被历史淘汰。民主党派在是非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最终选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四分五裂、积贫羸弱走向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壮美画卷。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然而然。正如周恩来所说:“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什么是领导？毛泽东诠释“领导是带路的意思。”

何香凝与毛泽东在一起。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民建领导人孙起孟1986年11月针对国内外有些人的各种错误看法，特别强调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把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混为一谈。”“那种认为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必然意味着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下级与上级的组织领导关系，或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既然不存在着这种组织领导关系，民主党派就不应该或者不可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主观想法。”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实践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多党合作的良好格局。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规模的社会，要求政党制度必须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共产党是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了社会整合的边界与张力。

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多党合作这个政治格局必须稳定；中国的社会要和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必须和谐。

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来源_《团结报》

本期编辑 _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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